钱穆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34]蒙文通先生晚年则云：“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35]在近代蜀中学人中，廖平以其新经学尤受关注，正是“时代变了”的表现。且正因为他是时代潮流浪尖上的人物，故通常提到近代蜀学，多突出之。但前已讲过，其时四川学界绝非只有廖平一人。研究近代学界尤其是川外学者对蜀学的认知，自不能不突出那些有全国声望的学者，但此中所见也更多的是“全国”而非“四川”（然也不能全分）；研究四川的学术，则必须同时兼顾那些不常被提到的学人。同时，蒙先生这里提到的“学脉渊源”，也须做多角度理解。既要关注“学派”系统，也要注意一个地区流传的文化风格的影响。一般学术史提到廖平，主要注意的还是今文学的脉络；但如果放眼尊经书院乃至整个晚清四川学界，不但今文学不足以涵盖之，近代“蜀学”自张之洞、王闿运二人开辟的结论也须稍作辨正。
把近代蜀学自尊经书院算起，实际意味着在尊经书院建立之前清代四川无“学”可言。但仅凭一二人之力（且此一二人在学术上亦无高深建树）而使一个地区的学术蔚起，实不无夸张。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人才培养，严师固是一重要助力，而学生的材质亦不可忽略。更重要的是，正如喜马拉雅山是出现在青藏高原，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平原地带一样，一个文化巨人的出现，固然有其“超时代”之处，也必得益于此一时代文化的“平均水准”。尊经书院几乎同时涌现大批人才，显然意味着此前四川文化土壤中已经存在合适的种子，惟外在条件不备，一旦春风吹过，立刻萌发壮大。这看起像是忽如其来，实际上是由于研究者忽视了此前一些潜在的根苗所致。姜亮夫曾言，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从云南昭通到四川读书，发现蜀中“文风很盛，民间读《五经》、《四书》很普遍。在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轿人前后对答往往用诗句，尤其是用唐诗”。[36]其时距一般认为的近代蜀学勃兴也不过半个世纪左右，而轿夫这一类下层民众居然可以出口成章，如果民间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是不可想象的。故这段回忆提示的信息颇值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