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清代四川是移民社会，移民中多农、商，少士族，故其文化水平在全国长期落后。这一看法在清代就已存在。乾隆《雅州府志》云：“蜀于献贼兵燹之后，又继以吴逆，疮痍未起，流亡未复，或有不耕不读之人。”[3]嘉庆《定远县志》云：“国初兵燹之后，家少藏书。士大夫子弟担簦负笈，远道从师。贫乏者教授生徒，兼营耕读。”[4]民国《长寿县志》引旧志云：“明季兵燹后，老成凋谢，图籍散亡。士多带经而锄，苦无师授。”[5]廖平（1852—1932）在1896年也说：“川省初遭兵燹，县不过数十百户，人与鸟兽争地，鬼魅横行，粮食栖野，相率以鸡、布易田土，比今诚为浑噩。然不知诗书，争械相杀，婚嫁尤为简略。”[6]廖说大约来自故老相传的记忆。
类似记录在有关文献中俯拾皆是，几成“套版”。[7]不过，至迟到了嘉庆时期，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恢复，文化也继之复苏。同治《仁寿县志》谓，“入国朝二百余年”，当地“儒雅之风”仍“未大畅”。直到“道光八年，戴羡门制府檄令州县各兴乡学”，情况才大变。[8]这一时段与道光《岳池县志》的描述非常接近：“近日经学隆重，生儒皆知学古。研经茹史，颇多博洽之儒。数十年来，科名亦盛。”[9]民国《万源县志》也说，该县“文化落后”，“在昔科举时代，乾嘉后始知重学”。[10]虽都是印象式的描述，但不约而同，亦应道出几分实相。[11]
科举考试情况虽不能反映学术的真正状况，但某地文风盛衰也与当地学术水平的高下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按照一般规律，二者之间总有一时间差，具体来说，学术的兴盛当略晚于兴学。关于近代四川学术的发展，学界多追溯到同光时代的尊经书院，张之洞（1837—1909）与王闿运则被视为两大助产士。清末参加过同盟会的黄崇麟在为吴之英（字伯朅，1857—1918）文集所作序文中说：“有清二百年，蜀学暗黮，恒不逮他行省”。直到“南皮张文襄公督学吾蜀，创建尊经书院，以经史词章之学倡导后进，而湘潭王壬甫先生为之师，于是文雅彬彬，比于江浙”。光绪初年，吴之英、廖平、杨锐（1857—1898）、宋育仁（1857—1931）、胡延、张祥龄（1853—1903）、吕翼文等“辐辏并出，颉颃上下，于是号称极盛”。[12]吴之英的学生吴虞（1872—1949）追溯蜀中学术蔚兴轨迹，也说：“蜀中文献，明末以来澌灭殆尽。蔽于帖括，人不知学。至学使张公孝达来川，建立尊经书院，蜀中人士始通古学，比于齐鲁。”[13]蒙文通（1894—1968）则云：“蜀经明季丧乱，学术衰颓，晚清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来督学政，始以纪、阮之学为号召”。而“蜀士旧无知许氏《说文》者，独（廖平）先生偶得之败簏中而好之”，故得到张之洞赞赏。[14]这些论述分别以吴之英和廖平为中心，而均以尊经书院为蜀学勃兴的关键，可谓学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