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把近代四川学人的“蜀学论”放在一个稍长时段的地方社会文化史脉络中考察，以突显地方认同在学术文化层面上的表现。但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学者对这一地域性学术的描述，又不仅仅是地方视野所能涵盖的。王恩洋曾说：“四川是中华民国的一员，我们应将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其特殊之点在哪里，加以研究，同时加以表彰。”[138]实际上，各类有关“蜀学”的论述看似都是在强调蜀学的“特殊之点”，但其背后都有一个全国性背景，其重点无一不着落在“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这个问题上。换言之，只有在全国性的学术视野下，“蜀学”之特殊性才获得了其意义。不过，也正因如此，“蜀学”亦显得非常脆弱。由于四川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为学风气常与国内主流有异，而论学者又每执主流风气为准则，蜀中学问遂或有时无足称道。关键在于，即使是川内学人，也不能忽视这一大背景，故他们虽时能自坚信心，亦常怀焦虑。惟一旦国内学术风气转移，四川学者也可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廖平在清季声誉鹊起，便是一例。但这种影响也是多元的，新文化运动后，四川反以保留传统取胜，则近乎“礼失求诸野”了。
另一个要解释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对蜀学的认知并不一致，但文学与《易》（以及与之关系较密切的宗教）乃是四川学术的长项，却基本上是公认的。[139]近代四川《易》学似稍衰（但也未必，恐只是“沉沦下寮”而已），而文学艺术仍发达。金毓黻抗战时期入川，见到王缵绪（1886—1960）致张群（1889—1990）书，谓其“韵味极似东京，不知出何人手笔”，因而感慨：
今世非无美才，特伏处岩穴不肯出耳。吾华文章之士多出于蜀，亦以蜀士早见于史乘，如司马相如、扬子云其杰出者也。遗风不替，绵绵可接。今之文士，亦当以蜀为雄。岂以山川奇秀使然耶？蜀士如谢无量，以诗以书雄于时；如郭沫若，其学亦杰出；如张大千，以画雄于一世。求之南北各省罕有其匹，讵非明证？[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