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会馆崇祀某一神祇，主要是承继了移民原籍的信仰习惯。从理论上讲，“乡神”与其奉祀者之间的关联并非“排他性”的。美国学者詹姆斯·沃森曾注意到，在中国，同一神祇“对不同的人代表的内涵不同”。[40]由于“乡神”具有“追认”性质，就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向不同诠释开放的符号，他们在被视作移民原乡认同象征的同时，又常被赋予一些超地域性的内涵，从而使其作为原乡象征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并因此而突破狭隘的移民族群界限，具有了容纳新认同的潜能。
从形象来源上看，会馆祀神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如禹王、关羽，乃至禅宗六祖慧能等，本属全国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或者获得了后者的广泛认可，地方色彩相对淡薄。另一类则如天后、许逊、萧公等，系由地方性神灵发展而来，虽已列入国家祀典，仍呈现出相对较为浓烈的地域色彩。[41]从籍贯上看，山西会馆崇祀关羽，福建会馆崇祀天后，广东会馆崇祀慧能，江西会馆崇祀许逊和萧公，均是同乡关系；而湖广会馆崇祀禹王，则明显不属此类。这就意味着，“乡神”并不一定是“其乡所产之神”。
不过，早在清代，在一般的认知中，乡人祀“乡神”就已成为“通例”。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接受四川总督丁宝桢（1820—1886）邀请来到成都的王闿运（1833—1916）发现贵州会馆奉祀的是唐代名将南霁云（712—757），颇感诧异：“南岂贵州人耶？”过了一天，他再次在日记里谈到：“次民言南霁云曾为贵州刺史，盖其赠官，而贵州、湖广、四川俱祀之，号为黑神。”[42]王闿运显然认为会馆应祀本乡人，才会感到困惑，而次民的回答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解决此一问题，盖南霁云既是贵州、湖广、四川普遍崇祀的对象，严格来说，自不应算是贵州的乡神。事实上，如王闿运一样对此现象感到费解的人尚有人在（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