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入川，多保持着自己原籍的风俗习惯。光绪《崇庆州志》引康熙时修县志称：“兵燹以后，半属流寓，好尚不一。”[72]嘉庆《达县志》亦云：“今自兵燹之后，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业已五方杂处，未免各俗其俗。”[73]同治《嘉定府志》说，在婚礼方面，“川省五方杂处，各从其乡之俗”。[74]直到民国时期，都还有不少文献记载了人们在具体风俗习尚方面的差异，如《丹稜县志》：“十一月冬至不祭墓，惟江西客民及诗礼家有送寒衣者。”[75]《重修彭山县志》：“十月送寒衣，秦籍人有行者。冬至拜墓，粤桂籍人行之”云云。[76]这些记录从康熙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可知“各俗其俗”的现象在四川延续之久。
但是，在其他一些事务上，移民后裔文化趋同的步伐在嘉庆以后明显加快。前引六对山人的竹枝词写于嘉庆八年，而民国《三台县志》中也说，当地“五方杂处，习尚不同，久之而默化潜移，服其教不异其俗”。[77]民国《宣汉县志》称，“邑人多客籍，少土著”。直到清代中叶，“凡本籍与本籍者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语，曰打乡谈。一以验真伪，一以必亲切也。且父子兄弟互相传习，以为纪念。迨传世既久，习与俱化，相谈之存在者，百不得一，已自成为一种宣汉语矣”。[78]在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后渐混而为土音矣”。[79]这些论断大都是印象式的，但作为一种观察，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嘉庆十二年（1807年）进士、垫江李惺（1785—1863）在为大邑县牟氏族谱所写序言中明确提到：“大抵今日所为土著者，率皆国朝定鼎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80]文章写作时间不明，而被收录在同治六年（1867年）编修的《大邑县志》中。故所谓“今日”，大抵正着落在十九世纪开头的六七十年中。惟此仍是特例，难以概论而已。实际上，恐怕要到了二十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的后裔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