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认为中国人乡土意识极强。这一看法大体不错，至少“落叶归根”便是二十世纪之前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信条之一。不过，它过于强调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一面，轻视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移民现象。实际上，不管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移民或者他们的后代最终总会转向新的家乡认同。惟此一转变发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很难对其具体过程做出清晰的描绘。本章试图从象征层面对清代四川地区移民群体的地域认同状况做一把握，并对他们成为“四川人”的大致过程做一粗线条的勾勒。
通常而言，人与自己的家乡具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100]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使得原乡情感非常稳固。但另一方面，在真正的故乡，或没有“外人”参照的情况下，它无须证明，因而也未必强烈。只有在与外人相对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乡，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因此，“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更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这样说并不排除它的“原生性”）。同样，所谓“乡神”亦更多是在移居地被赋予原乡认同象征的内涵。就此而言，它虽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却与近年受到学界关注的“地域崇拜”现象不同。
大体来说，学界对于中国社会中地域建构问题的认识，存在三种研究方案：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理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市场模式、强调政治主导力量的行政空间理论与“地域崇拜”研究。本章的关注点与第三类研究有相似之处，均注意宗教与象征领域。不过，地域崇拜研究主要关心“庙宇是如何成为社区的象征性体现”，会馆崇祀却显然无法归类于一个具有明确地域边界的“社区”，而是对一个具有共同地域认同的族群的界定。地域崇拜仪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神祇被周期性地请出巡境，以确定其边界所在。但在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中，尤其在城市，移民无法严格地按照其原籍聚居，巡境仪式显然是不适合的。乡神崇拜并无明确的地理边界，且未必获得居住在同一土地上的人们的共同认可。这一点，看前边所讲的四川一些边地居民对于是否应崇祀川主尚有疑义的现象即可知晓。地域崇拜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通过向“根庙”进香的活动将不同地区联系起来，在会馆崇祀中亦是缺乏的。[101]乡神崇拜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对具体“地方”的关怀，而在于对其信众之族群身份的定义——它面对的是新家乡而不是移民记忆中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