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以为宗教便有可信，那或者可信与绝对不可信的地方，必要分清。基督教便有可爱，那实在有价值与绝对无价值的地方，亦必要分清。不然，只是遂了那些为传教而传教的教徒的奸计，自己把真的伪的混淆起来，究竟成了个错误的见解。
又说：
接舜生信的那一夜，又恰恰有武昌最诚实的基督教徒殷勤道君来，亦谈了许多宗教问题。他亦深致恨于中国基督教徒的不足与有为。我想便令宗教不是无用，像今天只知多设教会多造礼拜堂，把一些伪善之徒，分散在各处做牧师、做神父，这种功效亦可怜极了。我以为寿昌便以为宗教可信，便以为基督教可信，千万注意不要说些话被这种“吃洋教”的先生拿去利用了。我亦觉得教会不乏好人，只是他们太看重了传教，太看轻了做实际的事业。一切行为，太分多了精神于引诱人信教的那方面。这亦是个最可惜的事。我以为真心为人类的宗教家，亦须在这方面反省一下。[54]
恽代英在此文中虽然主要是从理智和科学的角度来反复说明宗教的不可信，但是，他在此文的最后涉及田汉所信奉的基督教时，仍显得格外的担忧，并对基督教会和中外传教者的“吃洋教”和“伪善”进行无情的批判。他的这一担忧和批判，隐含着他对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洋帝国主义文化与宗教信仰的深沉愤懑，只是在这里暂时不好对着他“平素所敬畏的”田汉先生发泄罢了。
正是在田汉等人的反对之下，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和北京分别召集一些学者对宗教问题进行了较广泛的公开讨论，以表明他们并不反对宗教而只是研究宗教的态度。于是，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王星拱、梁漱溟、李石曾、陆志韦、刘伯明、周太玄、周作人、方东美及罗素等，纷纷登场演说自己的宗教观。其中不乏无神论者、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信仰自由主义者。《少年中国》杂志也为此次大讨论，先后编辑出版了三期“宗教问题号”。这场大讨论的结果不难预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少年中国学会经过两轮投票，决定取消对宗教信仰者入会的限制。正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中具有多种信仰理念，而且彼此针锋相对，这就使得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中的宗教问题论争，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