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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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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教育权运动是1923年秋至1924年春间逐渐兴起的一场反帝爱国救亡图存运动,是1922年发生的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在停歇了一年之后得以继续并走向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有论者说:

从1922年7月到1924年3月,基督教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时光。但好景不长,1924年4月,基督教又一次面临非基督教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这场新的反教运动中,曾经鼓动并表现了1922年运动中反教人士思想主张的大量文献被重新印发,曾经联络并将广大反教人士结集在一起从事共同事业的非基督教组织亦伴随着各色各样组织的成立而重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24年兴起的运动不过是中断了一年之久的第一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参与者在抨击基督教时,纷纷集矢于教会学校,明确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此外,由于国共合作等因素刺激了各阶层人士的政治热情以及新形势下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1924年的反教运动带上了更加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色彩。[1]

本人基本同意以上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描述,但是,这场运动是否兴起于1924年,就颇值得商榷。因为,发起这场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第一主将余家菊,于1923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实际上已经就吹响了这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号角。随后,这场运动的另一位主将恽代英,也于同年1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一文,公开响应和极力宣扬“我的朋友余家菊做的一篇《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即反对“侵略的”“制造宗教阶级”和“妨害中国教育的统一”的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2]此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很快就在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和基督教界铺展开来,并发展成为在当时社会受到普遍关注的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