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李璜、曾慕韩等人编撰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经商务印书馆紧急出版后，迅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充满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思潮和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正如基督教界的谢扶雅在1925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撰文所说：
自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出版以来，教会教育在我国的势力与企画，引起教育界中人极大的注意。少年中国学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内有《基督教与感情生活》与《教会教育问题》二文，痛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弊害，在最近两年中，教会学校之闹风潮者，不下二三十处，因与教会学校行政当局意见冲突而退学的学生们，发出宣言，连带攻击基督教教育，不遗余力。于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与收回关税、收回司法权相提并论，喧嚣于国中。[47]
刘以钟认为，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接受国家的监督，不能任由宗教教会来灌输宗教道德。他说：“宗教与教育，应有何等关系？久为学者所争。最近则分离说大占优势。所谓伦理教化运动者，发起于英伦，遍及全世界。据其所主张与实验，则脱离宗教之道德教育，伦理正确收效显著。现该运动之势力，日益膨胀，将使十数年之后，学校教育全脱宗教之范围，是世界之趋势也。况道德教育，既以国家为中心，所采德目，不能与固定要旨相背驰，故不容宗教混入学校教育，使国民道德失其中心，而根本为所动摇也。”因此国家主义倡导的教育，必须是：一，无论是私人或宗教团体所设立之学校，均须接受国家之监督，遵照学校规程，不得施宗教教育及其仪式；二，凡学校内（除大学哲学学科外），不得行违反国定道德要旨之宗教讲演。[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