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参与创办燕京大学并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回忆起1919年他来到北京的情形和感受时说道：
1919年春，我们访问了北京。那时，民情沸腾，学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意识……风雨飘摇的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如果政府将参加这场真正的爱国运动的学生当罪犯处治，那么，它实际上就宽恕了亲日的卖国贼，那将是舆论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确认学生的爱国行动，那么它就否认了自己官吏的忠诚，同时日本人也可能施展其可怕的力量进行报复。于是那位年迈而又诡计多端的总统遂命令将学生释放，可是学生们却像腓利比的保罗一样，声称如果不正式释放，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他们就拒绝出狱。而那样一来，政府势必丢面子……我本来要去给毕业生讲道，可是在寥寥无几的学生集会上讲道。这是我首次与我未来的学生打交道，第二天早上，当我真个与他们相见时，我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明确地表示了我由衷的同情。其后，在所有动**不安的岁月里，每当学生们要求参加类似的示威活动时，他们是知道我的态度的。在中国历史上剧烈动**的那个时期，我与学生在思想上有了共鸣，这对燕京大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1]
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于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工作多年，并于1919年受派来到北京，代表美国差会创办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这是他的最初经历和感受。他开始在中国传教时，赶上了庚子事变之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他也赶上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快速成长和民族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他可能还没有那么迅速地预感到这场新兴的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文化运动将可能给基督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人，在燕京大学又受到极高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