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宸濠叛乱事件不同于明代过往的藩王起兵，原因在于宸濠经营地方及朝廷甚久，已经隐然形成一个以宸濠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集团。而当阳明迅速平乱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对此集团的“政治清洗”，也使得阳明此时具有左右朝局的地位，成为权力斗争中，各方拉拢的焦点。但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发展，原因必须从阳明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其所做的政治判断，才能理解往后平宸濠的后果——“忠泰之变”——的由来。当然，处于“忠泰之变”的险峻情势下，引发阳明深化其“圣人之学”的契机，因为阳明在经过此变故之后，其“良知”说才获得确立，诚如《年谱》所云：“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33]而“良知说”的精义，在于确立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乃是一个人自身的“良知”，因此任何动作举措，必须时时遵循此“良知”而为，而这即是“圣人之学”。但是阳明在成就不世之功绩之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困境，致使他以“良知”为把柄，度过此困厄时期呢？而此“良知”说的内容与上述新说法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扣紧着“忠泰之变”，唯有清楚理解此变之由来经过，才能了解其中之关键。
（一）政治斗争的焦点：交通宸濠的关键证据
宸濠将叛，对当时庙堂诸公而言（不论是暗中支持或是公开反对宸濠的），都是一项半公开的秘密，而之所以没能立即对宸濠做出处置，主要原因是朝廷内有相当多的大臣与其勾结。当宸濠真正起兵之时，从不论是地方官员或是朝中大臣的暧昧态度来看，即可证明此勾结事非假，如郑晓（字窒甫，号淡泉，1499—1566）回忆说：
若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