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的“圣人之学”，是以“德性”为基础的，因此才会将其工夫论重心都放在对于心中私欲的去除上。但是，一个人如何知道自己有私欲，并进而去除呢？会不会有“认欲为理”的问题？而之所以有这个问题产生，主要的原因在于阳明的“圣人之学”没有一个衡量私欲的标准，所以才无法确实地知道私欲存在与否。相较于朱子学，由于强调万事万物皆有其定理，因此可以通过外在之理来确认内在所想是否是私欲，所以同样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工夫，较有下手处。阳明随着对赏罚问题的思考，深化其工夫论的观点，认为“本心之明”自然可以判准私欲，但是，什么是“本心之明”？一个人如何能够知道他是发挥“本心之明”来做事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阳明直到忠泰之变后，才有了具体的论述——“良知说”，来支撑他的想法，且这个论述亦有其学术脉络。
（一）“良知说”的学术脉络
阳明虽然已经明了靠着“本心之明”即可因应人事的变化，但是他并未明白地说出何谓“本心之明”，直到他汲取周敦颐及程颢（字伯淳，称明道，1032—1085）的思想来论证，其“良知说”才有学理上的依据。而阳明之所以会注意到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其到九华山的因缘。《年谱》记云：
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76]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阳明选择待命于芜湖，并重游九华山，在草庵中静坐。阳明此次重游，与上次来时的心境大不相同。他在化城寺留有诗，诗中有云：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