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需要对《年谱》作删改呢？确实的理由与证据，笔者尚未寻找到[35]，但仔细考察比对前后两个版本，“从祀孔庙”这个目的的确相当明显。假设真是为了从祀，那么谢廷杰所上的奏疏内容就相当重要了，因为后来的版本必定参照奏疏内容中所提到的标准来进行删改。在进入实质前后年谱内容对照与说明之前，须先说明谢氏奏疏中所提到阳明应从祀的理由何以是符合从祀孔庙标准的。当然，谢氏所认定的从祀标准一方面须考量到传统“祀典”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要汲取薛瑄从祀的经验。传统“崇德报功”的内涵前面已说明过，不再复述，但用此标准来看薛瑄的从祀问题，则多一层意义。屠应埈（字文升，号渐山）在论及薛瑄应从祀的理由时说：
瑄（薛瑄）勤学好古，讲道授徒，进无比周，退无顾望，居位尽职，行谊卓然。其所著《读书录》篇帙虽简要，皆周程朱子之格言，反之于身，冲然笃悟，内不自诬，外不诬人，固圣学之流宗，儒者之遗范也。或者乃曰：“从祀以报功，贵释经以卫道。”……瑄虽无所注释，至其律已处官之状，求之圣门，可谓笃信好学、有所不为者矣！[36]
当时人认为从祀孔庙必须有功于圣人之学，而其中重要的证明是要有“释经以卫道”的著作，然薛瑄的《读书录》一书并不算是此类的著作。而薛瑄唯一的优点就是人品不违儒家君子的标准，也就是程敏政所说“无疵于公议者”。实际说来，薛瑄从祀的理由是不完全符合传统“崇德报功”标准的。[37]
再回到阳明从祀问题。隆庆六年十二月，给事中宗弘暹上疏请求从祀阳明，当时的皇帝已是神宗。隔月，万历元年正月谢廷杰亦上疏请祀阳明，其疏中有云：
臣闻欲致治者，必资于用才，然而人才有高下，则政治之汙隆随之。是故，真才之长育不可以不豫也。欲成才者，必由于学术；然而学术有纯驳，则人才之高下随之。是故，正学之讲明，不可以不力也。欲明学术，不徒在于立黉序、设条敎，必由有大儒焉！树之标准，昭之议则，然后可以一众趋、坚初志而要之有成。是故，于所谓大儒者，生则礼而师之，殁则从而祀之，不可以已也……王守仁笃信圣人，力探道妙，谓儒者之学不独功利非所当为，即训诂词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门愽约之旨，以发《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名曰“致良知”……其为理明白而易简，其为说精确而圆融，举凡近世舍内逐外、支离汗漫之习，与夫慕空耽寂、枯稿遗落之弊，一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则忠孝正直，不愧屋漏。发为文章，措为政事，建为勋业，皆炳炳巍巍在人耳目。臣尝僭评孔孟周程之后，所谓“大儒”未有过于守仁者也。顾在先朝，廷臣屡乞以王守仁及大学士薛瑄从祀孔子庙庭。瑄幸已允所请，而守仁犹欲待事久论定，迟而未决。夫其所以欲待论定者，不过疑守仁之学专主于尊德性，与朱熹之道问学不同而已。[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