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廷杰与徐栻两人都认为过去从祀标准之一的“崇德报功”之“功”应是“政学合一”的内涵后，扩大了传统的祀典含义。相较之下，强调阳明“事功”的表现，成为与另外两位（陈献章与胡居仁）被提名从祀者非常不同的条件。本文通过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差异的对勘，发现钱德洪等人为了阳明从祀孔庙的目的，在全书本《年谱》中，将阳明事功、思想与行履的叙述往符合当时从祀标准的方向修改与塑造。总的来说，有关阳明事功的描述，一方面是尽量不犯当时的政治禁忌，也不牵涉太多政治上相关的人物，对于功绩也是尽量低调，不予人有夸耀阳明建立“不世之功”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外界的批评与质疑，则用种种理由来回应与平反。但最终导致对阳明事功建立过程的描述是语焉不详的，并且加入太多辩解之词。另外，阳明的《大学》思想本应是两版本《年谱》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在王门内部牵涉何谓“正统”解释的问题，使得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反而无法有一逻辑且明确的叙述；只能通过钱德洪的按语来表明阳明的“大学观”是圣人之学，其“致良知说”是简易明白的，而这个说法实与谢廷杰的奏疏内容若合符节。最后，将长久以来社会舆论对阳明有所质疑的观点，通过种种巧妙的文字改写与说法隐讳起来，使得看《年谱》之人所接受到的阳明形象，不但是“文武合一”，且是行履端正、不愧屋漏的，亦是达到程敏政所要求的“无疵于公议”从祀标准。因此，在往后有关阳明的传记中，不论是官方撰述抑或是私家著述，对阳明的生平事迹与形象都只能有一种想象。全书本《年谱》中的王阳明是一个“合格”于当时从祀标准的“真儒”，而不是阳明自己所认为的“自反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