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九月回京任官后不久，孝宗驾崩，武宗继位，对于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丁卯（1507）之祸”，其祸端也在此时逐渐浮现。“丁卯之祸”的发生，是长期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角力的双方是外朝士大夫官员和内廷的宦官。由于自武宗即位以来，外朝官员们就曾针对武宗本身及内廷宦官等种种不法行为，进行一连串上疏劝谏的动作。在正德元年（丙寅1506），由于内廷宦官要求盐引的问题，使得外朝官员们筹划一项“诛八虎”[40]计划，企图清除武宗旁边的宦官。但这个计划，却因为机密外泄，导致失败，造成参与此计划的人陆续被惩戒。阳明因为要营救被惩戒的官员，也与其他官员陆续上疏申救，也招致下狱的结果。隔年（丁卯），在此事件中，不管是直接参与者或是往后声援营救者等五十三人，在皇帝的敕谕中，被昭示为“奸党”。此一“诛八虎”事件，不论是对当时或是往后朝廷的官员来说，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伦理方面。因为相较于弘治朝，正德朝的政治伦理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士大夫官员们处事毫无是非标准，道德观念淡薄，国家社会的道德秩序呈现崩解的现象。
（一）“诛八虎”事件
讨论“诛八虎”事件必须从远近因素来谈。此事发生的远因是长期以来内廷宦官与外朝内阁间互相争夺权力[41]，从成祖因宦官之助而顺利夺得帝位，到王振用事，导致土木堡之变以及宪宗朝汪直的滥权等。但相对过往而言，弘治一朝，宦官的力量受到压抑，但仍有与外朝官员对抗的实力。近因则是在武宗继位之后，宦官的势力借由曾是皇帝藩邸的旧属，其权力逐渐扩大。内外两方角力的结果，终于在“盐引”的问题上，爆发政治冲突。在此政治冲突爆发之前，内阁三位大学士刘健（字希贤，号晦庵，1433—1526）、谢迁、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1447—1516）三人皆曾陆续联名上疏劝谏武宗早朝视学，也要求裁抑内廷种种作为及花费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三人也曾通过上疏乞休致仕的做法，希冀武宗能够依照其所请而为，但武宗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同一时间，科道官员也接连上疏要求诛除内廷宦官，但都得不到武宗的正面回应。终于在正德元年（1506），由于宦官们对于盐引的争取[42]，引起掌管盐政的户部尚书韩文（字贯道，号质庵，1441—1526）之反对[43]，联合京师九卿官员伏阙廷诤，要求武宗不要依其所请，给予盐引，但遭到武宗的驳回。韩文遂与另外两位尚书计划下一波的上疏，由户部主事李梦阳起草疏文（正德元年九月）[44]，要求诛除武宗身边的宦官刘瑾等八人，但是，此计划很快就归于失败。事实上，这铲除八虎的计划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外朝官员中有人将行动计划泄密给刘瑾等人，这可从杨守随（字维贞，号贞庵，1435—1519）上疏的内容[45]中隐约看出，而黄景昉则明白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