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东方杂志》上有文章论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青年利用新名词为自己异于传统的行为辩护，其中就有“丰衣美食，大厦安居，身本贫贱，乃独不行其素，偶茹小苦，弃之若浼，苟有责之，则曰不适于卫生也”[104]。新名词俨然成为护身符，有了新名词就能理所当然而有恃无恐，新事物和新举动就能免遭传统的扼杀。
“卫生”这个新名词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所具备的正面寓意，使其成为政治行为和商业活动的保护伞。西方列强以卫生的名义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也借此设立新的市政机构，以巩固原有的权力和树立新的权威。新的政治机构和行为经由卫生确立了合法性，“名正言顺”地干预民众的生活。卫生成为商业活动中的一种潮流。许多产品在广告中宣扬“卫生”以增加其附加价值，甚至夸大其词以抬高身价，商业经营以“卫生”为招牌赚取利润，医疗卫生服务也成了一些人谋生的工具。卫生被政治和商业活动所利用，甚至滥用，反映出卫生的社会接受度之高和社会影响力之大，其已然成为一种在近代中国具有权威和导向意义的知识。
“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05]个人、社会和政府都以卫生知识的名义获取权力和合法性，同时报刊上的卫生论述和商业广告、政府设置的行政机构和开展的卫生活动都在不断建构卫生知识，不断增强卫生知识的效力。由此可见，卫生是一种可以产生权力并为权力所用的知识，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视野放在近代北京的城市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卫生知识的影响一步步扩展和深化的过程，这将是随后要进行论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