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公共卫生的实践起步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期间。当时各国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成立了军事警察衙门，并组织地方绅商成立安民公所，在军事警察衙门的领导下两个机构共同负责北京城市的管理工作。[3]为了管理殖民者眼中“对于污秽和怯懦毫无所感”[4]的中国人，防止疫情传播，推行公共卫生成为统治机构的重要工作。
各国管区内均不许在街巷大小便及泼倒粪溺。德国公布的《安民章程》四条中，其中两条均与卫生有关，要求各户将街巷修垫平坦并打扫干净，以及不许在街巷大小便，并声明违者重办，之后又有告示要求每日泼水三次。居民门前街巷必须时刻打扫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炉灰秽土不准堆积于街前，英美界有公捐土车挨户装运，德界未设则居民只能堆于自己家中。美国界内在各巷口设茅厕，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雇人专司其事，各铺户在洋人督促下每日洒扫街道，不敢稍懈。[5]日本占领区设有卫生警察，主要工作为视察和消灭传染病、禁止于路上撒尿泼尿，以及妓院的检疫、隔离、取缔工作，交通警察除了维持秩序以外，还负责道路清洁工作，包括督促住户清扫道路、令工人在路上洒水和取缔葬仪。[6]西方列强在北京设立了近代的市政机构，并以卫生为主要工作，监督民众切实执行，从此公共卫生与北京城市民众的生活开始发生直接的联系。
此后，西方国家虽然不再直接进行统治，但不断加强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侵略，卫生作为其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的一种手段，成为时刻悬于中国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10年末，东北发生肺鼠疫疫情，俄国和日本出于各自殖民利益需要，强行派驻警察、军队开展防疫工作；俄国用重兵守住要道，禁止傅家甸地区与俄国居民区的交通往来，并不断派检疫人员擅入中国城巡视；日本则调动军队、派出高级军事顾问，随时准备派军队直接插手中国的防疫事务。[7]1919年华北地区疫情又起，驻京各国医官认为中国政府在华北地区防疫不力，可能危及各国在华侨民，于是召开联合会议列举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切实照办，其内容包括：“（一）中国政府应注意于防疫事项，并将逐日所接有疫地方一切报告通知各国医官联合会以资研究。（二）业经传染疫症各城镇商埠应实行断绝其与他处之交通，并实行检疫之方法以杜蔓延。（三）应立即取缔交通并于交通机关上施用必要之卫生法，如廊坊为来往必经之地不能断绝交通，应令火车不在该地停站以免传染。”中国政府采纳了提议，并将全文照录电令各省防疫。[8]此后各国医官联合会又函请中国政府迅速于丰台车站组织设备完全的检疫所，以阻止疫病蔓延至北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