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狱人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对在监人犯的道德教育，期望通过在监狱的教育及教诲，使在监人犯在出狱后，不再触犯法律，改善北平的治安，降低再犯率。在监人犯完成监狱的服刑后，并不代表恢复自由，他们必须再次接受审核，监狱会将出狱人发回到北平市公安局，由公安局对监犯再次审核。通常情况下北平市公安局会将其送往教养所几个月，在教养所期满后再次发回到北平市公安局，斟酌情况，予以释放。有时人犯在感化院表现良好，还可以申请提前开释。例如，窃犯张吉祥在感化所已经四月有余，在织布科学习工艺，称他原在天津从事商业，之后因生意失败来平投奔朋友不遇，因环境相逼误入歧途，“今已觉悟前非痛自忏悔”，感化所鉴于他“对于工厂事务莫不协同调理，不遗余力，于公务前途得有裨益之处甚多，屡次恳请提前释放”，殊堪悯恤，请求公安局将他提前开释，以资鼓励。[108]
出狱人在出狱后会置于公安局便衣的监视之下，由便衣警察继续实施监控，除非认为出狱人不再对社会产生危害，监视者才会撤走。当然，碍于公安局的警力有限，并非所有的出狱人都会受到监视，公安局判断是否监视的标准并不是很清晰，可能与监犯的罪行有关。
民国政府极其重视感化，对教诲和教育的作用期望很大，尤其是教诲，教诲被认为是对在监人犯进行改造最有效的手段。在具体的实践中，教诲已经形成了对在监人犯从入监到出监全方位的辐射。教诲师被当成监犯道德的重塑者，在监人犯的赏罚、假释都须征求教诲师的意见。教诲制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取得期望的改造犯人的结果，整个民国时期，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报纸上贩毒、杀人、掠人勒赎等暴力犯罪层出不穷。仅1935年10月公安局办案高达1607起，其中白面鸦片540起，窃盗280起，斗殴杀伤120起，诈欺恐吓42起，赌博40起，奸拐30起，抢劫案8起，贩运军火8起，盗墓5起。[109]在北平的犯罪案件中，有相当人数的犯罪者属于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