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是近代中国的重要转折时期。延续近三年的铁山寺案不仅凸显了近代庙产纷争中的复杂面相，亦反映了时代的转折与过渡特点。
近代庙产纷争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破除迷信运动。长期看，国民党及随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破除迷信政策实际上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在国民方面，如前所述，北伐前后，破除迷信乃是其重要的运动内容，佛道正是其破除对象。[86]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曾指农民、商民、妇女等运动，在宗教方面亦曾制定指导基督教团体的办法。[87]然而对于佛教团体，在铁山寺案发生时则似乎未见有管理办法。[88]“清党”前后，在所谓继续革命的话语与实践中，各地打倒宗教、没收庙产的事件仍屡见报端。尤其是在“训政”后普遍开展的破除迷信运动中，佛道两教理事受到莫大打击。
为什么要开展破除迷信运动？事实上党、国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仅在于杜赞奇所说的基于清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理念，还在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所力图实践的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的蓝图。[89]三民主义的社会建设强调“改移不良之习俗，实行训导民众，趋于日新之生命”，[90]要“破除中国人的种种迷信”。[91]
对于破除迷信运动中的党政关系，正如三谷孝所批评的那样，不能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混为一谈。[92]在研究江苏等地的破除迷信运动中，三谷孝发现随着运动的发展，地方党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亦随之激化。由于1928—1929年盐城暴动、红枪会暴动等农民对破除迷信运动的激烈反抗，江苏省政府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才逐渐改变此前模棱两可的态度。三谷孝认为，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并废止《神祠存废标准》，即明确表明了政府欲图对“强行介入地方农村的既存社会秩序并引发纠纷的地方党部的活动进行遏制”。[93]铁山寺案及前文所提到的诸多案例表明，地方党部支持以“革命”手段接收庙产，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均非孤立现象。为何在破除迷信运动中党、政会存在不一致乃至冲突？杜赞奇发现国民党内部矛盾乃是重要原因。他提出，虽然破除迷信运动代表了国民党激进派的现代化理想，但“清党”后，非共产党的左派试图重建在党内与地方事务中对政治的控制权。[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