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学潮基本是社会普遍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32]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学潮反映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国民党内各种势力，虽然多半反对学潮，但由于受不同的动机、利益、目的和观念的驱使、影响，各人对学潮问题，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动上，都难免会感受不同，意见不一。在北平一系列的学潮处理过程中很明显地分为中央系的严惩与非中央系的疏导两种态度和行为，中央系由于长期受到效忠党国与领袖的思想灌输，素以服从中央及领袖命令为本分，思维通常较为直线而不计后果，在面对政治上的反对者时反应强硬；而非中央系的地方负责人往往比较注意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前途，处理类似问题基本上会有一些疏解矛盾的作用。
上述的那种分歧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任何的政治事件都包含着所涉及的各类政治势力的争夺博弈，学潮也不例外。北平学潮处置上的歧异，其实也包含着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权势争夺，特别是在争取对包括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的支持，甚至还有美国方面的关注，这些无形的社会资本在学潮处置中得到凸现。
在以往关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论述中，往往较为忽视不同派系对社会资本的借重和利用。社会资本包括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主要表现为良好的社会形象及无形的社会声望等。相对于掌握军事政治等有形的“力”的资源的中央系，非中央系及地方实力派更看重社会资本，而这在某些时候会转化为政治竞逐及权势争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砝码。具体到北平学潮处理问题上来看：一方面，由于八年的艰苦抗战，国民政府通过抗战建国的策略，有力地扩大了中央的势力，相应地非中央系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战后，在北平，中央系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党政军资源，非中央系往往处于位高权轻或者受中央牵制的地位。这种状况就使得非中央系往往采取结交社会名流、采取开明的政策，塑造民主形象，争取社会民意的支持，当然还有美国的关注。李宗仁在北平行辕任上，广交文化、知识、教育界朋友，聘任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为行辕秘书长，北洋大学教授王捷三为政务次长，在行辕内成立座谈会，邀请各大学教授出席，听取他们的意见。何思源本身就是学人出身，毕业于北大，留学欧美，在北平“党政文化各界多为师友故旧”[33]，别是与北大有校友的特殊关系，而且何本身就是个文职官员，一向温和，所以在北平各界中有较好的口碑。而傅作义虽然是军人，但是也很注意这个方面，傅作义在北平期间，经常约请学者教授座谈，以此来“随时掌握知识界的动态，民众的呼声，社会的舆论”，通过办《平明日报》请知识分子撰稿，自由发表各种政论及建议，傅作义还邀请学者教授参观张家口，请教授学者为所属干部做各种专题报告、演讲。[34]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到1948年前后“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35]非中央系注重结交文化教育界名流，重视社会支持，这既可以成为他们在学潮中主张疏导的一个诱因，同样也为他们处理学潮提供了社会资源，特别是李宗仁、何思源与胡适在历次学潮疏导中的作用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