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撰写任何地方史一样，我们的研究进展依赖于我们所能考虑到的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1951年和1952年仍是值得反复关注的。前面说过，这期间成文厚的发展在外部城市环境变迁中进行，这是指1951年末至1952年6月，北京私营工商业与全国一样，搞“三反”“五反”，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这场运动不久即被指出是打击民族资本家的吹风运动，或者一场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清洗私营工商业者”的第一步[27]，在前述北京新政府管理工商业的新规定颁布后，业主被要求做“最新资产评估和向政府报告”，“不法工商资本家和奸商”的破坏行为受到了严重打击[28]。现在我们对“三反”“五反”运动与1951年至1952年北京工商档案的关系还是假设，但久大和永和的频繁更东，不久荣华的营业证也被“作废”并迁移厂址[29]。各种变故说明，1951年至1952年的工商业主档案登记，在当时北京工商界具有普遍影响，整个城市行业都处在一个转折期中。
成文厚的企业档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档案文献系统，这对我们认识该个案点是有益的。我们把所查阅的档案与口述史和实地调查资料做综合分析，又发现，这10份档案之间有自己的内部联系，实际上可视为3种档案，它们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在1949至1952年的重大经济转折中，刘国樑积极从事商业企业的历史事件连续累积的结果，使他的政治境遇每况愈下。
第1种档案，证实商人运作与政府管理合法性的关系。在成文厚的企业档案中，以1952年为界，提供了一个北京中等商人刘国樑的业主简历、经营资格认证和资产评估表单。这对认识该个案的档案与西单地方商业史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各份企业档案里，都有一份新政府的重要文件，即北京市私营企业财产重估评审委员会的一个通知，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营企业固定资产和执行新的管理规定[30]；但从这份文件的内容看，也可视为一个商业企业的财产结算单。通知所列财产清单分两列，每列都填写了资产和债务两项，再按项分类，逐类注明清查结果。在本文中，我们把政府给工商企业下发的这种资产评估表单归纳为第1种档案，因为它是商人和商业组织符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业务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