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北京地方商业史及其行业知识传承，这是我们基本的研究对象。但目前我们所搜集的北京工商行业资料还是有限的，对成文厚个案的调查分析还主要依靠政府档案，口头访谈还限于少数当事人。现任成文厚公司领导给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企业文献，但我们也同时被要求配合该企业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们的数据库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符合研究目标、也符合企业利益的一种工作。
不管怎样，仅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初步分析，已可以看出，刘国樑建立了一种城市商人管理模式。他把不同行业与学校和教师都视为城市社会的新资源，纳入了行业的社会网络，推动了行业的发展，这种策略也使他的自主管理权日益增强，并在这种条件下，把新行业知识开发、生产和市场销售整合在一起。这个改革过程把他推到一个舞台上，迫使他把行业合作现实与家族同乡关系区分开来，按照适应行业发展的原则发展企业。但这种改革与他恪守道德伦理原则并不矛盾。他作为资本家的利益则来自于他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实际利益，这正是一种业主与企业相区别的理性商业组织管理模式。
回到我们在论文引言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成文厚个案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答案。在北京城市社会的大变动中，会计知识是通过传统文具行业的渠道引进商业界和传承下来的，并成为构建城市新社会分层的积极因素。除了本行业会计知识，商人刘国樑的经营方式还要依靠不同的行业知识，如法律和新文化广告，不断发展企业的综合组织，善于同时发挥家族私营商企股份制与城市政府公共组织的各自合法权益，吸收房地产在城市扩大企业商业空间。刘国樑所创立的成文厚对民国时期的北京社会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个案似乎符合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遗产”的现代潮流，尤其符合在中国已展开讨论的中国商业管理的现代化问题。如果我们考虑蒂姆·赖特（Tim Wright）提出的五要素：即市场意识、发展技术、选用能人、社会义务责任和管理学说，刘国樑正是符合这些要素的现代管理者[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