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素来享有权势与财富的上层权贵而言，迁都之举象征北京从尊贵国都沦为落寞故都的巨大挫败，北平对他们的吸引力，只剩下生活便利与物价便宜。因此，只要华北局势生变，他们便易如惊弓之鸟般四处逃散，或迁至南方，或避居天津租界。相对地，主要任职于教育界、学术界及出版文化界的文人学者，对迁都的态度及感觉，与那些感到失落与焦虑的政商权贵大不相同。这群不赖政、商维生的“中产知识阶层”[6]，厌恶政争骚乱对学术教育界的不良影响，咸视迁都带走政治污浊之气，使人民生活回归纯朴宁静，是件好事。[7]多数文人学者关怀并极力维持北平的文化命脉及学术教育环境，很少因时局的风吹草动而迅速迁移，堪谓故都北平时期最重要的社会中坚与消费主力。本节将先介绍这群读书人对故都北平的城市书写，并析论其中的文化与消费意涵，再说明他们在故都社会的实际生活与消费经验。[8]
（一）文化古城的书写与流传
文人学者欣迎迁都之余，留下许多宝贵的古城文化纪事，既得让后人一窥北平的生活百态、悠远文化与消费情状，更为当世提供生动传神的故都书写。这些文字经由出版管道流通到全国各地，在知识阶层中互相唱和，成为最佳的文化消费宣传。故都书写的题材虽丰富，但多能被统摄入“文化古城”的意象，被当时就读于北平的邓云乡（1924—1999），在20世纪末勾勒出精髓面貌：
“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其时间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变之后……这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人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