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直到清末为止，北京没有正式的市政管理机构。[32]从民国成立到1914年以前，事实上承担北京城市管理职能的是内务部的京师警察厅。除管理城市变通、维持秩序、征收捐税、执行人口普查、提供公共医疗之外，京师警察厅还附设有一个街道清洁队和一个公共工程建筑队；但人口增长与商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发展，使得警察力量逐渐无法承担全部的市政管理责任。[33]
1914年，被袁世凯新任命为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倡议，建立一个有别于中央政府的市政机构，以领导北京的公共工程。[34]同年6月，在袁世凯支持下京都市政公所正式成立，朱启钤为首任市政督办。该机构主要负责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下设总务处置提调一职综理全所事务，分设文书、登记、捐务、庶务四科，设主任办事各员，其附属机构包括工巡捐局、测绘专科、传染病医院、营造局、各公园事务所、工商改进会事务所和材料厂、工程队等。[35]市政公所开办初期，“市政草创，设施极简”，并不能大规模开展各项市政工程，只是集中地进行一些重点项目作为示范和成绩展示，“惟于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游览之区，兴建道路、修整城垣等，不顾当时物议，毅然为之”。[36]其中，公园开放运动的可操作性较强，进行得也比较顺利。1914年，朱启钤创议将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为了解决建园所需的资金问题，市政公所又于1915年6月设立“中央公园管理局”。并成立公园董事会以吸纳社会捐款，并利用从天安门两侧拆下的千步廊木料，最后“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并于1915年底正式向公众开放。[37]1916年，先农坛又以同样的方式被改建为城南公园。[38]
而同样重要的“兴建道路”工作[39]，城墙的“障碍”成为市政公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这种情形体现在当时的市政布告里：“海通以来，交通发展……民国肇兴，五路联络，轨迹交驰……旧制大城之外有月墙，环月墙东西为荷包巷……拥挤阻塞，于市政交通尤多窒碍。”[40]北京市民要从鼓楼去趟前门，需绕开皇城奔西四、西单，南出宣武门，再顺护城河往东至前门，路上要大半天的时间。事实上，在京都市政公所还未主事之前，皇城已经被无系统地开出了少量豁口，其中南垣的南池子、南长街豁口以及东垣的翠花胡同豁口辟于1912年；府右街豁口辟于1913年；北垣西的厂桥豁口辟于1914年[41]；为开通长安街，1912年12月，长安左门、右门的石门槛被拆除，1913年东、西三座门又被改建为红墙、黄琉璃瓦歇山顶的新式三孔券门。[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