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皇城城墙经历了6年（1921—1927）的大规模损毁之后，残存长度仅剩不足3公里，终于引起最高当局的介入。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并令潘复组织军政府内阁；8月3日，上任仅仅一个多月的军政府总理潘复，向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沈瑞麟发出咨文：“本京师内外城垣规模宏壮，为中外观瞻所系属，应由地方官厅切实保护，以存古迹。往年为便利交通起见，曾开数处豁口，均经郑重审议，方始兴工。乃近时内外墙垣拆毁多处，泥灰瓦砾狼藉遍地，见者刺目，行者避途。既非交通所必需，何以任意毁坏，毫不顾惜？颇闻经营各机关当事人员，竟有勾结奸商，贩卖砖石材料，从中牟利等弊。人言啧啧。如果属实，尚复成何政体？查刑律，对于损坏城镇建筑物，特经订有专条法令俱在，岂容蔑视？除特派郑帮办言、高参议家骥为本办专员，前赴内务部、市政公所、警察厅调集卷宗，悉心考察，并传询各经手人员，明白询问：究竟此项拆卖城垣事实自何机关开始？因何理由？何人创议？何人主办？售于何处？经何手续？有无计画图册？先后共有几案？拆毁几段？每段若干丈尺？应有砖瓦废料若干？得价若干？作何用途？其间有无营私图利情事？”[96]
几天后，随着查办京师拆卖城垣办事处的成立，案件调查正式展开，可以想见在北京动**的时局之下，想取得成绩确实困难重重。首先，从潘复咨文及1927年8月25日起该办事处致市政公所的几封公函来看，国务院对其下令严查的“拆卖城垣”事件未给出明确定义：究竟是要查“拆卸皇城砖以修补大明濠”的创议者和执行者，还是专查“贩卖砖石材料、从中牟利等弊”。其次，据档案显示，在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阶段里，市政公所始终消极配合，直至1927年9月24日结案，也未能按要求提供完整的卷宗材料，多份工程揽单“无可稽考”，涉及账目则“无法分晰”。1927年10月1日，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发布“大元帅指令”，在政府公报上通告了该次拆卖皇城城墙事件的处理结果，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