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一、从警察空间到医疗空间：生死控制过程如何深化
许多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自晚清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2][3]。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警察系统对社区空间的监控有所加强，一般学者认为，武装的官僚式警察的出现是与18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相呼应的，工业化浪潮所造成的城市化结果，使欧洲城市的警察开始日益与传统社区经常处于对峙状态，对于警察而言，公共场所总是具有令人厌恶的特性，警察系统对流行文化的改造，逐步取代了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从而影响了自19世纪以来社区文化的转变。
与欧洲的城市化过程相比较，有学者证明，中国城市警察力量无论是否经过工业化的洗礼，均是植根于人口集中的社会结果，大量密集的人口产生了城市日益增加的亚文化群，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导致了空间秩序按区域安排进行重组；当这种重组秩序占据了城市空间后，一系列的亚文化群和行动模式就会在空间中被分割开来，尽管空间秩序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警察功能的介入却是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4]
尽管如此，在作为晚清新政改革内容之一的新式警察创建过程中，社区传统组织的功能仍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北京城为例，北京在“新政”前一直是个崇尚社会自我控制的城市，这种控制通过会馆、贸易行会、水会及家庭来规范个人，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警察只是当罪犯威胁公共安全时才出面维持秩序。[5]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警察对社区空间的渗透与分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些城市逐步引进了西方的卫生实验区，却使得城市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在19世纪90年代，上海的外国租界就已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开始依靠政府的力量加强所在地区的水源及食品供应等项目的检测。上海现代医疗区域形成的最早契机是，传教士发现每当霍乱袭来，在租界内的外国人（包括驻扎港口的军队）往往与中国人一样难以抵挡，死亡率很高。所以他们逐渐开始建立起一套卫生勘察系统，如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在1863年出版的《上海卫生》一书中，就曾寻求建构一个完整的地方气候学网络，以便维护健康。上海不仅成为验证欧洲“医疗气候学”理论的一个实验场，而且在租界人口中广泛推行了疾病类型学（nosology）中卫生隔离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