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区由于胡同的纵横交错，使之形成了如迷宫般的独特城市空间。本文主要想探寻一下这个地区的居民生活从近代以前到近代是如何演变的，以及所谓老北京人的北京地方社会独特的自我意识与这种变化有何种关系。
因为北京是首都，所以形成了以贵族或外地出身的官员为主的绅士层和基层地区人民层两种对比鲜明的阶层。这也可以从居民的住房面积或实际生活水平的统计调查中得到证实。北京基层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同时期上海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北京出现了两个极端阶层，一个是外地出身的官员、专职人员等高收入层和大多数的仅高于最低收入线以上的低收入层。
这些北京的基层人民，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不如说是一个各种集团的集合体。大约有600多个会馆和工所可以体现各个集团的存在。这是在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找到的、北京所独有的特征。这些集团大体可分为同乡会、同业会和体现民族特性的旗人、回民等民族集团等。他们各自保持集团内部一致，并与其他集团共存。
他们的世界并非是一个互不兼容的封闭世界，而是通过庙会这种公开聚会的形式进行相互交流，达成市民共识。在此种意义上，妙峰山庙会发挥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各个集团组织以碧霞元君为信仰对象，并参与进香，形成了共同体的纽带。
国家是如何对待这种地方社会的思想世界的呢？笔者认为至少在清代，国家是认可他们的自律性体制的，如施坚雅所说，在“非正式的统治”框架下，允许基层地区人民的多种社会集团存在，并尊重他们的自律性体制。但是到了近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义和团事件以后，国家致力于动用警察来维护首都治安，对社会所有部门，甚至对清洁工都要动用警察来直接管理。以地区居民共识为基础的自治领域从此便消失了，地区的社会集团只有顺应国家权力，才能得以存在。这种国家权力专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或日本侵占时期的“新民会”时达到巅峰。一切都要按照法律实行统一管理，以“自治”为名的“官治”无异于从“非公式性的统治”转向“公式性统治”。老北京人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应时而生。“老北京人”的意识的另外一面，对外地人的“反感”，而对自己的地区社会的依恋，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