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中的北京[1]
[美]董玥
北京曾是一座激发强烈情感的城市。不但世居都城的旧京学者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以这座城市为题材的作品，“新知识分子”们也写下了数百篇关于它的文章。表面上看，这些“新知识分子”们的作品，尤其是其中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日据时期的，与老派北京学者一样写得伤感怀旧，然而细看起来，他们的感伤的所指与缘由都有所不同。尽管他们同样强烈地认同于北京，但是他们并不会像陈宗蕃、齐如山和余启昌等学者那样，在预感到“旧京”行将消失的时候，表现出几近切肤之痛。这些“新知识分子”很多来自南方，只是在北京租房暂住。他们在北京居留，只是因为任职或就读于那些在京新设的教育机构，于是，他们与北京的关系就非常不同于那些帝京学者。他们是在与那些他们经历过的城市，而不是过往年代的北京的比较中看北京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以前，大多数“新知识分子”很少担心“传统”北京的消失。即便是那些确实写过此类题材的，也只是站在一种旁观者的立场上，因为即将消失的只是北京本地人的生活方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大多数“新知识分子”在1937年日军进占后并不是像那些老派北京学者那样继续留在北京编纂方志，而是离开北京，在南方书写关于北京的回忆。
因此，“新知识分子”的作品包含着与这座城市历史的另一种关系。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旧京的生活细节，而是当下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他们生活的中心是民国的北京，一个已然转型的城市。在空间概念上，他们的北京也有所不同：他们钟情的北京并非本地人情之所系。只是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新旧两种北京知识分子才有了共同的怀念。然而这也就是他们全部的相似之处，余下的则是更多的实质性的不同。本地人的北京对于“新知识分子”来说只是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然而民国北京的文学表现也并非一律采用这种视角。北京幸运地拥有老舍这样的作家来讲述它自己的故事。这位小说家在其虚构的世界中展现出来的北京的历史真实，也许可以让历史学家们的工作都相形见绌。本文将依次讨论“新知识分子”笔下的北京，民俗学运动中的北京，及老舍笔下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