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知识分子”书写北京的作品的焦点也在不断转移。尽管由于不同时期作品内容上的交叉重叠，无法做出一个严格的分期划界，这种转移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如果作一个粗略的划分，这些作品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以及1936年到抗战早期。
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初是以“新知识分子”在旧帝京积极（尽管有些时候是批判性地）参与建立新的民国都市秩序为标志的。这些作家以西方城市为样板，期望建设一种都市文明，并要求更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机制。他们的作品主要涉及公民的权利和职责的问题。他们的个人经历则成为对新民国城市公民职责现状的更广泛的社会学观察评价的基础。社会公平、城市管理，以及公共场所内的行为举止是关注的重点。
民国共和的政治理想如何在都市生活中，特别是城市的公共场所中得以体现，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北京满城靠捡煤核、乞讨等为生的贫民曾使李大钊深感痛心，他认为这不是民国首都应有的状况。[2]他还和陈独秀一起抗议施加于游行学生身上的政治暴力，主张允许在城市街头和平示威。[3]周作人以自己与警察的遭遇为例，批判后者对市民的不法待遇。1919年6月5日，他在前门一带遇到路过的骑警马队恐吓路人。多少也是为了谴责政府近日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周将这次经验写成一篇短文，批评“共和”与“法律的缺失”。他评论道：“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到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4]而对于女作家冰心，北京则是她可以展开慈善工作的地方。1920年12月中旬，她到京城各校为灾民募捐，并深深为认捐者表现出来的新民国公民的社会责任心所打动。[5]在《到青龙桥去》一文中，她记叙了和一些军人的相遇，惊讶于新民国军人的礼貌和守纪。[6]对于她来说，理想的北京应该是一个包括军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样负责守法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