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分子”对北京的描绘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在“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郁达夫写下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郁达夫这样解释他对北京的感情：任何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都会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生活太无变化，于是总想离开。一旦离开，就会觉得好像新生活开始了一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30]。另一位“五四”作家师陀也有同样的感慨：
在我曾经住居过和偶然从那边经过的城市中，我想不出更有比北平容易遇见熟人的了。中国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处的地位关系，方在繁盛或业已衰落，你总能将它们归入两类：一种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种——一个大旅馆。在这些城市中，人们为着办理事务，匆匆从各方面来，然后又匆匆的去，居民一代一代慢慢生息，没有人再去想念它们，它们也没有在别人心灵上留下不能忘记的深刻印象。但北平是个例外；凡在那里住过的人，不管他怎样厌倦了北京人同他们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后离开它多远，他总觉得他们中间有根细丝维系着，隔的时间愈久，它愈明显。甚至有一天，他会感到有这种必要，在临死之前，必须找机会再去一趟，否则他要不能安心合上眼了。[31]
“新知识分子”在这一类作品中表现了他们经常不愿承认的另一面：对于自己所激烈攻击的传统，他们其实是有着某些方面的依恋。
与关于上海的作品做一个比较，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林语堂在一篇题为《上海颂》的散文中将上海描写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32]这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空虚，平凡，与低级趣味……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林对这座城市的“不可思议”，“它的畸形，邪恶，与娇浮”，它的“生着青苍的皮肤，与僵硬的手指的肥头胖耳的银行家”，它的“吃人参汤燕窝粥的胸部平坦的太太们”，它的“滑头滑脑的旅馆茶房”以及按摩女、妓女、鸦片烟鬼和其他所有人都极尽嘲讽。他讽刺不懂得吃西餐规矩的暴发户，和从不肯错过机会，练习他们有限的几句“Many thanks”和“Excuse me”的学摩登的人们。他嘲笑“把书包放在跨下，坐在黄包车上，穿着卷筒的短袜，带着上面绣着各种颜色的知更鸟与**的帽子”的女学生。他鄙视那些在本国毫无身份，却在中国“昂然而不客气”的外国人。他把上海称作“强盗、官僚、督军与骗子的都市”。这座城市对他来讲是“中国的安乐窝，在那里即使乞丐也是不老实的”[33]！现代派小说家穆时英、施蛰存和刘呐鸥在光怪陆离、歌舞升平、充斥着靡靡之音的上海找到了新的感觉和表达方式。[34]茅盾则用无情嘲讽的笔调虚构了一位地主老太爷由于受到上海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惊吓，又被少妇**的白腿刺激，最终晕厥乃至暴毙的故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