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只把目光集中在本地游客寥寥的北京公园里。1924、1925年左右，当末代皇帝溥仪最终被逐出紫禁城，从而突然终结了衰微已久的帝制的时候，一场民俗学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因为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这座城市顺理成章地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场址，北京的文学表现也由此增加了另一维度。
有意识的民俗学运动成型于民国初年。早在日本求学期间，鲁迅与周作人就开始对歌谣、神话等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鲁迅首先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组织的倡议，他说：“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冀教育。”[42]1918年，由两位“五四”时期的著名北大教授刘半农和沈尹默发起，以“国立大学”的体制为依托，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看到两位教授拟定的章程后，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全国各省官厅、学校。1920年，歌谣征集处改组扩大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该会开始隶属于北大国学门，并创办《歌谣周刊》。这一组织一直活动到了1927年11月。1923年5月，同样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该会成员制作了一份《风俗调查表》，在《晨报》和《东方杂志》等刊物上都有刊登。1935年，北京大学文学院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翌年，改名为风谣学会，并持续活动到了1937年。除了上述这些组织以外，1924年还成立了一个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调查各地方言。[43]
关于北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风谣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完成的。1924年，北京风土的研究开始盛行。杨德瑞在北京为《歌谣周刊》记录了老式婚嫁的礼仪。1925年出现了更多的研究。《歌谣周刊》曾出版了一期妙峰山进香的专号。容肇祖分析了“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顾颉刚在为这期专号写的引言中，主张风土民俗并非野蛮下俗的东西；相反，它们应该作为系统性研究的材料。[44]后来，顾颉刚又为旗人奉宽所著《妙峰山琐记》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