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口压力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一般认为，人地矛盾到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已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然而这一矛盾并没有阻止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未形成“游民”成灾的不安局面。[2]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前提下的土地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手工业生产的扩展。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终岁勤动的江南农民，往往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可能，开拓各种生产门路，使全家男女老幼都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劳动。据李伯重的研究，自宋元到明清，每个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虽然不断缩小，但由于其经营的集约化程度日趋提高，所投入的劳动并没有减少，相反有所增加。不仅水稻种植由一年一作制转变成水稻和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劳动投入相对高得多的桑、棉。[3]随着桑、棉等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村家庭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丝、棉纺织业成为与农业并重的支柱产业。[4]逐渐形成了江南农家“人耕十亩”和“男耕女织”相结合的最佳经营模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