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江南市镇也日趋繁荣。据统计，明代中后期，苏、松、常、太、杭、嘉、湖等府州有市镇305个，而到清代中后期，则增加到549个，增长率达80％。[11]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借着便利的交通和日趋加强的经济联系，和苏州、杭州、江宁等大都市一道构成了江南联系紧密、四通八达的市场交通网络。现有的研究表明，像苏杭等大城市，具有绝不仅限于江南地区的辐射能力，苏杭的丝织业明代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品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清代安徽、福建、广东、浙江、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在苏州都建有各自的会馆。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西部山区的金华、严州、徽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12]有些学者认为，江南地区的市镇是超层级的，可以越过市镇所属的府、县城市直接通向全国性市场。[13]但也有些研究者指出，它们仍存在一定的层级关系。[14]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城镇分布密集，市镇与市镇、市镇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比较近，而且一般都位于交通要津，如塘栖，“当水陆孔道，泉货凑集”。新市镇也是“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如湖州每天还有夜航船往返于各地，交通十分方便。它们之间的联系广泛而密切。[15]不仅如此，这些市镇还通过便利的交通与广大的农村连成一体。关于这种联系，费孝通先生以震泽为例，做过非常清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