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而著称，明清两代，江南科举之盛，更是有口皆碑，这些都毋庸于此赘言。这里我想稍作说明的是，隐藏在这些令人称羡的现象背后的，是这里发达的教育和长期积淀、熏染而成的人文传统。成功的科举事业无疑与该地区发达的文化教育相辅相成，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拥有众多当时一流的人才摇篮——书院，比如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无锡的东林书院，南京的金陵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等等，这些著名的书院延揽众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次，具有密集而相对水平较高的基础教育网点。这里士子众多，私塾遍布各地，设馆授徒已成为众多科举失意者主要的谋生手段之一。[30]而且江南慈善事业发达，在众多的慈善机构中，包括不少义塾，特别到嘉道以后，各地的综合性善堂普遍兴起，办义塾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31]此外，江南的族学也十分发达，且有些族学在为族人服务的同时，还为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尽自己的义务。[32]再次，江南为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中心。杰出的文化成就显然与发达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事业密不可分，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苏州、杭州、松江、南京、常熟、无锡等地，已是江南乃至全国的图书出版、收藏中心，这些地方出版的图书，除供本地使用，还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雕书出版已成为当时一宗重要的产业。同时，数量众多的藏书楼遍布各地，其中不少具有相当的声誉，如天一阁、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嘉业堂，等等。[33]最后，拥有一种普遍向学的人文传统。众多的人才在科举和学术上的成功，必然会对当地社会的风气产生影响，成为后学的楷模，长期以来的文化积淀，使江南社会普遍有一种向学读书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进一步促成了科举和文化的兴盛，遂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比如嘉兴，“乡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34]。又如德清，“士知向学……科第彬彬，文士辈出”[35]。就是昌化这样的小县，亦“穷乡僻壤，弦诵不绝”[36]。以上这些因素，为江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可能，尽管对这种普及不可能估计过高。对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知识是士人的专利而不加注意，但罗斯基的一项研究却指出，清朝的启蒙教育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几乎所有迫切需要这种教育的中国男性居民（甚至贫穷的农业地区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它；较快地获得应付日常需要的书写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到了19世纪后期（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中国男子中30％～45％、妇女中2％～10％“都会读书写字”[37]。尽管罗斯基的估计可能过高，但在清代，特别是在清代的江南，由于文化教育资源的相对普及，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对简单的计算和书写要求的日趋迫切，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有较大的提高并达到一定的水准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