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防
不少医学或医史论著谈到疾病的预防时，一般都认为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了明确的“预防为主”的思想。[31]其根据主要是《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一段话：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32]
不过范行准认为：“中国最古方书治未病的伎俩，实际是不符合预防医学的原则的，因为病已上身，不能说它是能预防病毒之不侵入（原文如此，似多一‘不’字——引者），所以它们所说的上工治未病，仅能说它是提倡早期治疗而已。”[33]范氏的这一评论仅仅就上古方书而言，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不过他可能太过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思想的影响之故，对以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顾及就开始讨论起“为什么不能在封建时代建立预防医学”了。[34]其实，虽然“上工治未病”的说法一直经常被后来的医家和文人引用，但从这些论述中，实在不能说他们没有真正的预防思想。比如柴绍炳说：“却疾莫如预防，预防之道要在节劳寡欲，识禁忌也。”[35]而张景焘则表述得更为明确：
古人云：服药当在未病之先，宜于夏至前后，每日服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后，每日服玉屏风散，炙黄耆、防风、白术各等分。此二方药只三味，而扶正气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为得力。然尤需恪遵月令，禁嗜欲，薄滋味，以培其元，则邪自无从而入，不可徒恃药力也。若自觉已受微邪，则此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敛，白术壅满，非所宜也。[36]
这一点，其实从范氏自己在别处所引的尤乘的《寿世青编》卷上中的一段话中也不难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