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避疫
范行准曾指出：“避疫确是人类最原始的趋吉避凶行动之一。人类赖此最原始而理智的行动，对生命保全上起巨大作用。当疫疠发生时，目击同类死亡枕席，他们自然带着原始的恐怖情绪，所以不得不把当时的实际情况，经过一番理智的分析后，只有出于逃避这一条路了……有名的重九（重阳）登高佳节，实际是一段集体避疫的故事。”又说：“要想避免传染病的蔓延，在预防接种未发明以前，与病人的隔离，虽然觉得有点消极，但不能不说是最彻底的预防法……在今天说来，仍属重要。”[119]这些说法，今天看来，仍无可挑剔。不过，这种出于经验和本能的躲避与医理上对瘟疫传染的阐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预防接种是非常晚近才发明的，而文明对避疫的道德批判却较早就出现了。特别是宋代以后，这种呼声似乎愈渐加强。比如宋代一则笔记指出：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者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药饵食饮，无人主张，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则世无死者矣。然此事其来已久。晋《王彪之传》云，永和末，多疾疫。 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国家且如此，况民间乎！ 此令一下，至今成风，不仁哉！[120]
这种反对在清代也一仍其旧，梁章钜在听说温州有这一风气后，便愤愤然说：“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极力劝谕，大声疾呼者也。”[121]这种纯粹道德上的呼吁，若不能切实地给予技术上相应的替代措施，无疑不可能有太多的实效。在清代江南的文献中，有关不畏疫气、坚持照看病人的例子是不时能够看到的，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