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思想与发明，均不可能无端产生，必然是建立在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之上。在以往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上任何点滴的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启发有关。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激发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本研究展开之前，对本书问题意识的渊源及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做一清晰的总结，以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应该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既有学术规范或简单地与国际学术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确自己的创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过与前人的对话，激发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瘟疫研究是一个直接关乎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课题，不过，本书实际关心的，仍是清代社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明清社会发展问题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明清社会的腐朽、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众多老师和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这也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的认识。不过在国际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48]，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学界对这一认识的反动。80年代末，日本的沟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等方面与柯著旨趣大体一致的学术评述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49]，他们的这一反动引起广泛的响应，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理念探讨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论著[50]，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出现了相当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在国内，虽然“明清社会停滞”依然是史学界主流性的认识，但近年来，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众多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理念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已经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面相。[5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总体上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52]，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对旧有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些现代化因素。[53]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则明确对“明清停滞论”展开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滞”之说。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因此说‘清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54]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