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选题缘起的叙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开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64]台湾的这一研究是在杜正胜等人倡导的“新社会史”思潮影响以及杜正胜本人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出现并日渐兴起的。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青年学者组成了“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定期聚会。5年后，史语所主持召开了“疾病、医疗和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65]。之后，又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定期研讨的网页。[66]他们学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历史与社会，“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使历史研究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问题”[67]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视角上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由此产生的感受，诚如陈元朋所言：
我们当然要承认这个发展的事实（指祖国大陆医学史研究中专业的医学训练背景和医学理论性质较高的论题选择——引者），因为它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绝对的帮助，但史学界也不必惧怕背负“越俎代庖”的讥评，而应善用自己的技艺，开创这一领域的新课题。个人认为，纯粹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课题，诚然是缺乏中医专业素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较难插足的研究范畴，但将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则是一条值得史家尝试的研究取径。[68]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无限度的，他们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数人外，其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远远超过疾病史，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与本书的直接相关度并不高。[69]除此之外，国内医史学界以及户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同样为本研究的展开做了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