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函中所谓“某君”，即康有为，唐、汪的门户之见，与保皇会关系匪浅。
戊戌前，康、梁与汪康年原属志同道合，他们共同经营的《时务报》，堪称开风气之先。后因汪秉承张之洞旨意压抑梁启超言论，并对康有为有所不恭，双方失和。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草堂系飞扬跋扈，不仅与日本、港澳的革命党关系趋于紧张，也得罪了湖南、京沪等地的非草堂系维新人士，不少人鼓动汪康年出面与康有为抗衡。[2]后来担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的江浙派另一首脑叶瀚，还准备倡兴浙学，以抵制“声气可席卷天下”的“南海伪学”[3]。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激怒汪与之公开论争，“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4]。当时日本人这样评论：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的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5]
政变后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芥蒂甚深，积怨难消。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汪康年虽与唐才常合作，却不满唐与康联系过密，担心“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6]。双方因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而俨分两派，互不协调。为避免办事掣肘，唐才常只得另起炉灶。
然而，汪、唐两派不仅宗旨方略根本一致，对待康有为的态度也是异曲同工。唐才常服从康有为，敬服之外，的确别有隐情。据了解内幕的井上雅二称：按照自立会的布置，因大多数人不赞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7]，所以不准备让他出头任事。这不但与梁启超前此的主张相符，而且与汪康年等以“安插对山”为“极难对付事”[8]的看法不谋而合。事实上，戊戌政变后，中国只有少数人真心拥护光绪继续改革。[9]尽管废立之争后，保皇勤王的旗帜下从者如云，但多属趁时而动。而且群雄并起，各自逞强，康有为反倒成了多余人物。如果不是在海外筹款方面影响犹存，唐才常的政治天平如何摆动，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