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保皇救上、恢复新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他们设想的主要途径有三：第一，援引列强；第二，兴师勤王；第三，暗杀行刺。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从于权力斗争的胜负法则。竞争者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只是处于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统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亡走东瀛之初，梁启超在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谈话中说：
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誓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机而起，**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招而谋之于下，不如公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希望由日本出面，联合英、美进行干预，促使光绪重掌大权。他还函邀容闳前往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过，康、梁虽然害怕草莽豪强拥兵自重，也同样担心东西列强仗势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卖国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于下、迫于外的割据瓜分风险，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杀除去西太后和少数顽固重臣，迫退守旧党，拥戴光绪复位，重行新政。
康有为避匿香港之际，宫崎寅藏曾坦然指陈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没有以武力作后盾的准备，鼓动其“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试图促成维新、革命两党结合，联络哥老、三合会党，掀起一番风云。但康有为将政变归罪于西太后，“说她是东亚的祸根，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除掉这个西太后”[2]，并提出借助日本壮士达到这一目的的想法。宫崎虽然不反对暗杀，但批评其求助于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现，以激将法逼康从弟子门生中寻找赴义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