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法先生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对清末十年间的各种社团进行了统计并列表说明，共辑得国内各地及海外各埠的社团668个，其中1900—1904年间成立的仅37个（含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和留学生及流亡者的组织）。这与实际数字相差较大。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1]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而上一年仅为506个，发展很快，并且仍在加速。例如江苏1909年有教育会55个，3年后增加到115个，翻了一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2]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大大超过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使前此已相继取得合法地位的各种社团得到根本大法的书面保障，这无疑刺激了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上述商会、教育会、农会等大都组建于此后。但是，戊戌维新派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以及此后开明士绅的民间结党自救倾向，也是推动新式社团大量涌现的重要动因。变法失败后，外有保皇会对华侨的动员组织，内有正气会、中国议会对士绅的吸引聚合，戊戌学会的精神命脉得以维系。清廷恢复新政后，士绅的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汇报》以及《东方杂志》、《新世界学报》、《大陆报》、《选报》等几十种报纸杂志的报导，1901—1904年间，江苏（含江宁）、浙江、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由于上述各报大都创办于上海，内地省份的信息不畅，因而这一统计远非完整，但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国内各地新式社团蓬勃兴起的景象，并为具体分析提供必要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