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的拒俄运动，以《苏报》高揭排满大旗为契机，从爱国发展为革命，成为留日学界转向革命派及接近孙中山的新起点。新年伊始，留日学生的政治热情就持续高涨。一批激进分子利用各种机会，鼓动带领同学参加爱国反清活动。旧历元旦团拜大会拉开斗争序幕，马君武“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在座五六百名同学鼓掌支持。继而樊锥上台鼓吹“满汉同种”，“满堂寂然无和之者”[1]。这是留日学界革命倾向明显增强的突出表现。
3月，秦毓鎏等人赴大阪参观博览会，见日本主办者将中国福建省物品置于台湾馆内，认为“即以福建比台湾也，国耻之大，孰有甚于此者！”[2]呼吁清政府驻日本的各级外交代表出面交涉。清朝官吏一味敷衍，与充满近代国家民族和国民主体意识的留学生形成尖锐对立。秦毓鎏等人大失所望，致电东京同学推举代表前来力争。日本当局慑于学生群起反对，乃将物品移放四川陈列所。
4月，成城学校召开运动会，留学生以会场上“高悬各国国旗，独中国龙旗无之”[3]，日方且称“中国已降为各国保护国”[4]，不能与独立国平等升旗，集合校内外中国学生300人演讲国耻，相率抵制。在此之前，留学生还曾联络大阪、神户侨商抵制博览会所设人类馆丑化中国风俗，侮辱中国人格；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则发动退学风潮，反对校方新定规则意在敛钱。4月底，日本报载桂抚王之春拟借法兵镇压广西会党起义，留学生闻之大震，500余人聚会于锦辉馆，通电反对。
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在吸引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激进分子利用这一纽带，动员组织，能量倍增。有充当清廷耳目的学生密报：“自入学院后，见同学诸友皆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慨。……时而倡革命之说，时而慕流血之举，时而赞自由平等之如何文明，时而议团体接派之如何组织，痛骂我国之政府，妄诋当路之公卿。或五日一会议，或三日一会议，或充总会头，或充乡会首，设职员，举干事。聚会之时，并未参互学业之得失，竞持笑骂之空谈。有稍持纯正之说者，则群起厉辩，抑制不准启齿。”各省同乡会机关刊物也不断发表激烈言论。受其影响，留学生“皆不以课业为亟务，且云我辈到东，非为学而来，为我国民而来也。若第拘之于学业，则令学成归国，不过养成奴隶性质，以备受人驱使而已。”[5]拒俄运动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驱使下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