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对中国而言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至少实施千年以上的科举制被废除了。以前对科举制尤其八股取士方式颇有微词的严复在废科举的第二年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1]
废科举的直接推动者张之洞、袁世凯等疆臣认为：中国在对外竞争中的失败，是因其教育无当。若科举不停，则学校不广，故士心不坚，民智不开，难以进化日新。欲补救时艰，必先停科举以推广学校。可知科举制至少在负面已得到相当的重视，但他们似未看到其正在倡导一项可能是“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2]
的确，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3]这样一种基本建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当时就有人指出：此举“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旦\]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4]这样一种划时代的体制变更，产生了涉及各层面的广泛社会后果。[5]本文仅就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疏离、乡村中士绅成分的转换等面相进行一些简略的探讨，较多注重那些反映趋势或倾向的现象。
[1]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见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册，166页。此“大举动”之说或借鉴梁启超，梁氏稍早曾说：王安石当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