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袁世凯等疆臣其实也知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他们不过以为，“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为了使士人不存“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放弃“观望”心态以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故不能不立停科举。[1]
新学堂是否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多士，确须从一二十年以上的长程进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论清廷本身的存废。而民间是否能如其所愿，因废科举而积极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也还可以推敲。当时即有很乐观的预测，以为“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更因此后“出身皆在学堂之内”，故办学堂者和入学堂者皆“不患其不多”。[2]
预测者陈冷（字景韩）后来成为著名报人，那时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为其所想象的“用于科举之费”实在是个很小的数目。中国传统政治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而教育体制也与此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投入；不仅民间许多人家可以负担，政府支出的份额亦甚少。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在废科举后不久曾说：
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脩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3]
基本上，科举体制下的读书系统是以民间为主的，政府参与不多，支出亦少；而民间也正因耗费不多，才有“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的可能。同时，这样一种低成本的投入，却可能在社会地位方面获取较高的回报。废科举当年，夏曾佑便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