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项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其废除无疑是划时代的。但从刘大鹏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衰落远早于此，至少在山西乡间，耕读之路早已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而科考内容的改革无形中已使那些仍能一心读书的士人所学内容从孔孟之道逐渐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虽然废科举的始作俑者是西人，但西潮的冲击当然不仅是在科举。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科举制的废除。在这一方面，身处内地的儒生型乡绅刘大鹏记录下来的与耕读生涯相关的心态变化，也给予我们许多从上层精英人物纪录中所难见到的启示。
从1896年年底开始阅读时务书籍，刘氏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至少不仅仅在趋新的一面。他看到了“华夷通商，是天下一大变局”，但一开始个人信心也还比较足；“时人皆忧中夏变于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不能变中夏，仍是夷狄变为中夏也”。这一点尚是古训，但刘氏的推理却是近代的：西人到中国传其洋教，“欲胜吾圣贤之教……不知吾道甚大，无所不包。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敌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入吾教耳。乃知海禁之开，是吾道将来出洋之由，非西教混行中华之渐也”。[1]那时的“经世文编”，虽有明显的倾向性，到底是两造的文章都选，所以时务书籍有时也给抵拒时务者提供了思想依据。[2]
但在义和团之后，刘氏发现：一方面，洋务已是举国皆趋，孔孟“正学”已经不明；另一方面，“洋夷扰乱中华，如此其甚，我则衰弱自安，不思自强”，他的自信心开始逐渐丧失。到科举废除之后，眼见一留学英国回来得举人的太谷县读书人，服色已易洋装，“宗族亦待为异类”，终不得不承认有“华人变为夷者”这一事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