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家居太原县赤桥村，“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但刘家“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父亲大人在外经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业），母亲大人在内整理”。[1]可知刘家的主要经济收入，还是来自在外经商的父亲。与近世许多耕读之家一样，“读”是包括经济考虑在内的发展方向，“耕”在经济上逐渐仅为一道糊口的最后防线；“耕读”相连恐怕更多的意义还在其传统的象征性一面，略有今日美国人讲究的“政治正确”[2]的味道。自诩“耕读之家”者其主要收入实来自经商，虽然大半以商为生却要坚持耕读的方向以正名，都提示着宋代以降四民社会中士、农、商这最主要的三民（“工”的人数既少，影响也不算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刘父虽为商，刘氏自己仍像多数儒生一样看不起商人。但他确曾遇到好几个“深于学问”的商贾，甚感“渔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同时，他也注意到有些读书人“惟求词章之工，不求义理之精”，虽儒冠儒服而行为不检，“反为老农大商所嗤笑”。[3]可见士商之间，差距确在缩小（但农商之间矛盾似有增强的迹象）。[4]在西潮入侵之前，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变迁至少已有数百年的进程[5]，是研究西潮冲击引起的近代中国社会变动时不可忽视的层面。
由于刘家“究竟不甚宽绰有余”，刘大鹏自己年长后也不得不与“舌耕”者为伍，像大多数未能做官的读书人一样走上教书之路。刘氏在中举之前，已出任塾师。但中举后地位变化，对塾师这一身份认同就颇不能释然，每慨叹其不得不为此“糊口”之业，曾一度想辞馆回家“躬耕事亲”。他以为，“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有人“或谓教学足以传道”，刘氏觉得这恐怕也是未能入仕者的掩饰之辞，盖其未见“道之传者几何也”。正因为如此，他看不起一般以教书为终生计之人，认为他们没有远大志向，“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每年多得几两脩金，馔食好些”而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