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32年曾说，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之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1]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一般人对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堕落而毁坏，再加上科举制度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等。这些见解大多有所见，也都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题；且有些理由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传统社会之所以能有社会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一点，却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这就提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一个取径。这个问题近年由余英时先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先生并提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的观点，开启了研究和诠释这一问题的新思路。[2]
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会重心的制度基础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近代国人在西潮冲击之下，常爱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果当时中国的确存在划时代的体制变动，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