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自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时说：他幼年读《东华录》，已愤恨“异种乱华”。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此语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史层面认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其发端固然来源于传统的族类思想，但成为一种“主义”，却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学理之后。由于彼时日本的民族主义学理基本也是舶来品，中国士人真正“收拾”的，不过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
或者即因为此，今日学人讲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常惯于从近代才开始引入的西方观念去倒推，有时不免似是而非。盖昔日中国人的思想言说中既然不含此一类词汇，则本不由此视角出发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应无太大疑义。如果从近代才开始引入且仍在发展中的西方观念去倒推，便难以对昔人产生“了解的同情”。故研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须追溯其秉承的传统思想渊源，一须检讨其收拾的西方学理，同时更必须将其置于当下的思想演变及相关社会变动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才能有更亲切的认识。
在考察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传统观念时，仍当注意其发展演化的内在理路，特别是在近代西方观念引入前夕士人对这些观念的时代认知。只有在搞清这一语境的基础上，才能对时人怎样收拾西方学理以整合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具同情的理解，以获得较接近原状的认识。而且，这个收拾整合的过程本身至少与其结果同样重要。传统族类思想的一些（而非全部）层面何以能复苏、西方的一些（而非全部）学理何以会传入以及二者怎样融合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情形，都至关紧要。因此，最初的功夫恐怕还在于努力重建晚清人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本土思想资源及收拾整合西方学理的过程，在重建中去理解时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