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胡适与英国人类学者塞利格曼（C. G. Seligman）夫妇谈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差别。塞夫人提出，他们“与日本人谈话，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惟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胡适以为，“日本有好处可夸，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1]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从19世纪末以来，许多中国读书人的确是有意“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
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屡失败，但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这样，西方虽力图在中国取得全面控制，却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故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且中国传统本有“反求诸己”的取向，面临失败的读书人，很容易多向自己方面寻找问题。
随着探寻的深入，中国问题的根源也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日益向深层发展。到19世纪末，基本形成一种必须从整体转变甚至摒弃传统然后国家民族可以复兴的倾向。从那时起，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在同一“爱国、救国”之目标下，有人固以为爱国即抱陈守缺，而像谭嗣同等另一些人却以为非得“冲决一切网罗”不能毕其功，只有以激烈破坏和个人主义的手段，才能挽狂澜于既倒。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吊诡现象。[2]这一倾向经新文化运动而更趋强化，直到“九·一八”后才因外患的日益深重而逐步减退，而其余波迄今未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