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是前段时间经济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话，本有其特指，非我所欲置喙。不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此语恰表述出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下同）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民间公领域，则步步退缩，渐有隐去之忧。在此进程之中，过去一些基础性的范畴，如“官”与“民”、“公”与“私”等，都因新型的“国”之介入，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倾向在近代兴起的第一个**，大致就在辛亥革命前十年，进入民国后仍继续发展。本文谨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材料，[1]初步勾勒这一持续倾向在清季的兴起和推进，侧重“国进”冲击下社会的巨变。更详尽的论证和学理的反思，则当俟诸他文。
[1] 历史写作之目的不同，需要的材料也不一样。有的史料告诉我们具体的史事，有的史料展现变化的趋势。陆惟昭曾注意到，“通史所取材料，每与专史不一”。参见其《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载《史地学报》，1卷3期（1922年5月），30页。把通史和专史的区分，落实到史料运用的层次，是非常高明的睿见。同理，通论性的论文，也当尽量多用足以展现变化的史料。